辛亥革命爆发未久，江苏省议会成立伊始便讨论议决《江苏暂行市乡制》，有观点认为市的概念自此被纳入中国地方行政与治理话语系统，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第4条规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第19条也明确规定，其它行政机关请求协助的行为不是其权限范围或依法不得为之时，被请求行政机关可以明确拒绝。

所谓立法体例，是指一部法律或者一项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和结构安排，通过体例的选择，可以使立法尽可能地贴近技术和现实。为了实施《警察法》，台湾地区的警察主管部门内政部在1956年颁布了《警察法实施细则》，该《细则》第9条在既有法律框架下，为警察武力使用指明了规范依据。因为立法的修正并非能够任意而为，而是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更改，但警械的种类与规格必然会处于变动之中，授权由主管部门确定就可以根据实战需要而灵活地修订警械的种类与规格。通过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效弥补警察本身素质的差异性和警力的不足，但这些工具和它们的局限性仍然使警察的选择存在漏洞。其中，《行政程序法》确定了比例原则的涵义与基本要求，《警察职权行使法》建构和细化了警察武力使用领域的比例原则，而《警械使用条例》重点关注于比例原则在警械使用中的具体化。

根据需要，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使用警械。在《人民警察法》颁布之前，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于1980年公布实施了《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3] 前引1，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书，第161页。

其实，当有人说法院不得进行法律解释时，他是在说，一般法院不得僭越最高法院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地位，针对某部既成立法颁布抽象的司法解释，而不是说个案审理时绝对不可以解释法条。张志铭教授即质疑法律解释权是否可以成为某种被单独配置的或被垄断的权力，参见本文第四部分第（二）3. 节的论述，或参见前引23，张志铭文。[26]  刘练军教授论及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解释方法的合宪性解释的时候，颇为明确地表示，我们并不能亦无需否定它对宪法这种最高级规范的适用，只不过他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合宪性解释方法在我国的司法裁判中并不可能像西方宪政国家的宪法裁判中那样有实际上的适用空间和适用需要。显而易见，在这样一个合宪性审查制度中，司法机关的地位是有限的，其仅仅表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相关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立法法90条第1款）。

就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其本身既是立法者，也是有权释法者。第二种宪法解释固有地存在于任何认同宪法的规范性和最高性的司法过程中，本质上是一种法律方法和司法技艺。

[4] 至于另一个相关问题，即合宪性解释在性质上究竟是一种纯粹的法律解释方法——即与传统的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处于并列地位，还是一种冲突规则——即只是在既成的数种解释方案中以宪法为标准作出选择[5]，则必须考量到合宪性解释之独特性主要表现在对违宪宣告之回避、或者说对存有违宪嫌疑之法律的尽力挽救，因此其作为冲突规则的一面更体现了这种独特性。连接法官的合宪性解释与专门机关的合宪性审查的管道就是法官的法律解释请求程序（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称之为具体的规范审查），而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实践证明，这样一种连接管道完全可以帮助达成司法过程中宪法解释之固有性与违宪宣告权之独占性之间的妥协。第二种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并未被我国宪法所禁止，也无损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享有的第一种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权。最高人民法院在1955年的一次回复新疆省（即今天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中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也是一切法律的母法。

王书成：《论合宪性解释方法》，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37]尽管合宪性解释中的宪法规范不是直接作为案件的裁判依据，而是表现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但这种操作仍然会受制于审判庭的设置方式。我们知道，法院内部一般都设有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等业务庭，于是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得以各自归入相应业务庭进行处理[35]。前引11，翟小波书，第76页以下。

可见，全国人大被认为仅有宪法监督权，但没有宪法解释权。复制了宪法第62条第11项的规定），有权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立法法第66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立法法第88条第1项）。

考虑到宪法条文的特性，通常情况下，仅有援引条文的工作是不够的，而必须对被引之条文进行理解，方能把握其含义。[43] 翟小波教授就认为，就实在法秩序内的司法解释来说，只有最高法院明确的解释或批复等文书才叫解释，每个法官（即使不是在审判工作中）对宪法自然有他的理解。

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行使立法权时不得僭越行使仅属于全国人大的立法权，而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某个决议违背了全国人大所制定的法律的规定，也可以理解为不适当，那么此时行使监督权的判断标准就不是宪法，而是法律。从技术层面讲，法律的司法适用需要展现法律论证过程，而宪法规范若影响到了法官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则必定能以某种方式被观察到。但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根据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乃至国务院都可以在各自具体应用法律、法令时进行解释，这也正是当前各种司法解释大行其道的法律依据，并且由此强化了司法解释是一种抽象的、普遍适用的、不拘泥于个案的法律解释的印象。事实上，仅仅在奉行典型欧陆模式的合宪性审查体制的国家，才有宪法法院，并且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等各机关之外和之上的专门宪法机关。张志铭教授指出，尽管在认识上人们普遍把法律解释与法律实施[42]相联系，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就具体的联系方式而言存在矛盾的现象。这一点不同于欧陆模式中的普通法院。

[2] 吴庚：《政法理论与法学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页。[11] 胡锦光教授和韩大元教授就认为，根据我国宪法解释体制，仅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有权解释主体。

在这种以部门法为界限作严格区分的审判架构中，宪法规范因为缺少宪法审判庭[36]而无法归位，其他审判庭的法官并不确定是否能够超出其业务范围去援引、解释宪法条文。[37]  就目前而言，可以零星看到某些部门法案件的裁判文书中有宪法条款或宪法原则被援引、提及，因此并不能说法官在找法的过程中完全无视宪法。

只要澄清了这一点，我们其实可以说，宪法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法律，本身亦无不妥，因为此处所说的解释实质上是一种后续的、补充性的立法行为，是具有公开性、一般性（非个案性）和不溯及既往性等典型立法属性的。如果已经存在一部解释文，则在相关文义所函摄的范围内，法院的合宪性解释必须受其拘束，如同受到宪法条款拘束一样，这也体现了法院对宪法的尊重和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尊重，但个案化的解释空间仍然不会被取消。

要明白宪法的含义，并不意味着就应该拥有宪法解释权。尽管其被冠之以司法解释之名，但那无非是因为其由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在本质上，这是一种经由授权而行使的委托立法、补充立法。本文无意一一评价这些不同的设计方案，只是想指出，这些方案并不否认合宪性解释在一般司法过程中的合法性，其所欲实现的仅仅是把抽象地认定法律之合宪性的权力集中于一个专门机关。对于可能违宪的法律，法院实际上无能为力，或只能视而不见。

但是他们同时指出，从82宪法修改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都成为了有权监督宪法实施的主体。由此可知，对宪法第67条第1项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其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种意义上的宪法解释的独占权，但并未禁绝司法过程中的第二种意义上的宪法解释。

这实际上就是强调了作为冲突规则的合宪性解释和作为纯粹解释方法的合宪性解释之间的区别，而该作者虽承认在术语使用上已然有所混淆，但还是应当坚持两者之间的差别。法院需要做的，是公平公开地解决这些个案，而不是在抽象层面整体性地、脱离个案背景地解说宪法条文的含义。

他们认为法的理解是特定主体对某术语或规范之所指的领会，它是主观的、有多种可能性的，它不曾、无须、也不必载诸正式成文的权威决定，以此区别于作为正式、客观和权威的成文决定的法的解释。[3]就美国式的违宪审查模式而言，由于任何具有联邦法上管辖权的法院都有义务适用宪法，也有权作出特定法律违宪的裁决结果，因此合宪性解释对于各级法院的可用性是一致的。

[22]这区别于在数种解释方案中选择合宪之方案的冲突规则。参见本文第四部分第（二）3. 节的论述，或参见前引18，黄卉文。关于基于宪法的解释和合宪性解释的术语分歧，参见前引6. [23] 张志铭：《法律解释原理（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从理论上讲，一部实质上违宪的（狭义的）法律，司法机关既不能不予适用，也无法寻正常途径提出合宪性审查的请求。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否承认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权附带了解释宪法的权力，法院始终被认为没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但中国的情况是：一方面，宪法第5条第3款明白无误地确认了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最高地位。

其他更为低位阶的法规范则交由国务院等主体审查。[25] 谢立斌副教授曾以德国一桩行政法院判例来说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条款如何被解读进民法上的公序良俗条款。

[30]  如前文所述，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我国的审判机关至多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合宪性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审查，并且拥有提请权的也仅有最高法院而已。而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他们认为监督权与解释权实现了合一，并且指出这有利于保证宪法解释的权威性。